世界風情畫: (樂縱橫) 最年輕的古都──華沙


馬日恆

我家在去年六月初遊波蘭後念念不忘。西諺有云:「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姑且譯作「心所慕之,辦法隨之」,事實果真如此。今年二月我們便再訪波蘭,除了學滑雪,也到首都華沙暢遊。年幼時不識華沙是波蘭首都,卻在新聞報道中聽過華沙公約及蘇聯,我便以為華沙是蘇聯的一個城市。其實不然,波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直是獨立國,也是華沙公約的簽署國之一,其他簽署國均為共產國家。當然,像北大西洋同盟(NATO)以美國為首一樣,華沙公約的盟主是蘇聯,而公約國的共產政權多由蘇聯以軍力加持。

最年輕的古都

華沙的首都地位並不是自古便有,直至16世紀中葉,波蘭或之後的波蘭立陶苑聯邦的首都也是克里科夫(Krakow),至16世紀末才以華沙為都。可惜百多年後波蘭被奧地利、普魯士及俄羅斯瓜分,華沙便由首都貶為郡府。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華沙才再為國都。不幸的是這個曾被譽為北方巴黎的城市在1944年華沙軍民起義(Warsaw Uprising)後,被不守停火協議的希特勒派軍付之一炬,接近九成的建築物被摧毀。戰後據從前的圖片重建,包括被摧毀的前皇家古堡(Royal Castle)及市廣場,故此華沙得到「最年輕古都」的稱號。舊城的遊客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眼下建築風格明明古舊,而城市也歷史悠久,但建築物本身卻如此簇新,一時頗有錯亂之感。

人魚傳說

雖有錯亂感,但華沙舊城仍是開展旅程的不二之選。起點是前皇家古堡,此堡的外型不及克里科夫的華巍堡宏偉,但內裡的展覽卻同樣地可觀。堡外有一巨柱,頂部是遷都至華沙的齊格蒙特三世之銅像。朝北走不遠便是施洗約翰大教堂,再走一會便是被色彩斑斕的巴洛克式住宅包圍的廣場。深冬期間,廣場內建有戶外溜冰場,中心有一座人魚像,恰恰就是市徽內的那一條。據說從前有一漁夫名Wars,他與維斯杜拿(Vistula)河上一條名叫Sawa的人魚相戀,當地人便把他們的名字合成為市名Warsawa,英譯則略去字末的a。從廣場往河走便是護城牆,其瞭望台可一覽河上風光,至於會否看見人魚,便無從稽考了。城內設有不少以波蘭傳統美食款客的館子,其中名菜生鴨肉他他(Duck Tartar)是不怕嚐新的食客之首選。舊城的建築物雖在二戰後重建,卻忠實地保留從前的多元,難怪聯合國把她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前事不忘

舊城並不是市內的唯一標誌,華沙在二戰前是全球最多猶太人聚居的城市,他們在戰時被關進華沙集中營(Warsaw Ghetto),1943年營友起義,但奮抗了一個月後慘被德軍屠宰,死傷近6萬。加上前文提及的華沙起義所陣亡的20多萬軍民,市內人民實在無法忘記這段慘痛歷史;近年更把從前的電車供電站改建為起義博物館(Uprising Museum),以訓誡後人莫重蹈覆轍。幸存的猶太人亦在市內興建了波蘭猶太人博物館(POLIN),並以互動科技把猶太人千年來扎根波蘭的歷史娓娓道來,當中對在華沙集中營的生活之描寫更是發人深省。別以為市內所有的博物館都如此沉重,其實絕大部分也是令人欣喜的,當中有以波蘭在天文學及音樂上的翹楚而命名。讀者也許已知道他們分別是倡議日心說的哥伯尼以及被譽為「鋼琴詩人」的蕭邦。以前者為名的天文科學館(Corpernicus Science Centre)在歐洲獨領風騷,蕭邦博物館(Fryderyk Chopin Museum)也生動有趣地介紹大音樂家短暫而傳奇的一生。

二戰前後的華沙

除了納粹時期的慘史外,二戰前後的華沙也值得探究。二戰前華沙是文化之都,波蘭王國國力最盛之時,不少皇室貴冑也在市外鄉郊大興土木。幸好這些建築物建於市外,故此沒有被納粹德軍所毁,其中保存得最好的是拿斯安奇公園(Lazienki Park)旁的烏也杜斯基堡(Ujazdowski Castle)及在維拿羅鎮上的維拿羅宮(Wilanow Palace)。前者是本地人至愛的休憩處,後者則是由王國史上戰功最盛的索別斯基王所興建,是國內保存得最好的皇宮之一。冬夜時分,宮外花園會亮起悅目熣燦的燈飾,而皇宮的外場更會以立體幻燈來訴說一個波蘭皇室的故事。

戰後的歷史當然是40多年的共產統治以及擺脫共產主義繼而加入歐盟的近代史。市內保存了不少共產時期的建築物,最當眼也是全市最高、由史太林贈予波蘭的科學文化樓(Palace of Culture and Science),此樓絕對是現代主義及共產建築的結晶,遊客現可登樓一覽市內風光。而入歐盟後的華沙重拾以往商業樞紐的角色,其商業區的規模絕不遜於任何歐洲商城。

後記:一跪泯恩仇

上文提到華沙集中營及兩次被摧毀的起義,不難想像波德之間仇深似海;而兩國目前在歐盟內和平共存,互惠互利更是令人難以置信。當中關鍵絕對是西德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於1970年到訪波蘭時,在華沙起義紀念碑前放下花圈後,雙膝跪地默哀半分鐘之舉。他敢於把個人榮辱及政治前途放下(當時西德主流民意對此並不贊同),毅然揹負民族罪疚,以最直接的身體語言向波蘭人民及東歐共產國家道出最真誠的歉意。此舉不但緩和了東西歐冷戰的嚴峻局面,也為德國與二戰時的受害國之間的和解立下有力的引子;而布蘭特因此在翌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賽亞書》三十二章17節說:「公義的果實是平安;公義的效果是平靜和安穩,直到永遠。」布蘭特為本國的不義踏出懺悔的第一步,賺來的是歐洲真正和平的局面。我們這一代的領袖可有這種犧牲小我的精神,還是他們便只有「大我」,看自己比萬事更大而不肯屈膝?恐怕現在已沒有一個「布蘭特」,可幸我們更加有甘心為世人的罪孽捨命的耶穌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