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 世界步入了 動盪的年代


袁國雄

西方世界習慣稱10年為一個年代,而2020年正好展開一個新年代,若然用「動盪不安」去形容這新年代的開始,相信沒有人會反對。

講到社會動盪,最近必定是指弄得人心惶惶的新冠肺炎;而關心香港的朋友,自然會想起因反對《逃犯條例》而引發的一連串大規模社會衝突。其實,動盪不安又豈止局限於中國大陸和香港,可說是遍佈世界各地;例如英國脫歐所引發的撕裂,法國的黃背心抗爭,中美之間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角力,中東因戰亂而出現的難民潮等等。究竟這一切亂局的背後,是否純粹出於偶然,還是背後有一些共同原因?筆者在此嘗試提出三個正在影響世局的大趨勢。

自由市場和全球化所帶來的貧富懸殊

在過去20年,主導全球最主要的經濟思想就是開放市場,各國之間不同的自由貿易協議相繼出現,再加上科技的發達,導致全球化達到一個頂峰。無可否認,龐大的商品貿易,再加上人口流動,技術轉移,的確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推手;但經濟增長的背後卻帶來很多社會矛盾,特別是貧富懸殊,經濟成果分配不均勻的痛苦。

第一波因市場開放而帶來的衝擊是,工廠不斷向東南亞轉移,導致大量製造業職位在發達國家消失,受影響的主要是一些藍領的行業。然而,許多昔日被認為是高學歷的白領工作,今天也都面臨很大的威脅,特別是由於新科技的出現,許多白領工作已被人工智能取替,加上資訊發達令全球招聘的成本大幅降低,以前全球招聘只會出現於大公司的高級管理層,現在許多中層職位都普遍採用全球招聘,競爭亦因而變得激烈,一份工作的競爭對手可以來自世界各地。試想,一間美國的科技公司要聘請一名電腦程式員,申請人不再只是來自美國本土,還有大量在印度、東南亞各地、東歐和中東的畢業生。今時今日要找一份安定工作,穩穩定定做到退休,然後靠退休金安享晚年,幾乎已變成天方夜譚。長期工作不穩定,要不斷自我增值才能保住飯碗,當中所面對的競爭壓力,慢慢就會浮現在不同層面的社會衝突之中,「不公平、不公義」就成了現代社會運動時常出現的口號。

對民主政治的厭倦

西方民主價值的本質相信大部分人都會認同,民主法治其中一個可貴之處,就是在制度之間互相制衡,可惜制衡太多則令許多政策停滯不前,特別是當不同政黨因政治利益而不斷鬥爭,罔顧整體社會的利益時。大部分政府資源和時間都花在政治鬥爭上,普羅大眾沒有半點得益,這一切實在令許多西方世界的選民失望。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整場英國脫歐的政治鬧劇,眾所周知當時的英國首相卡梅倫在2016年提出的脫歐公投,完全是基於個人的政治前途考量,根本不是從英國整體的利益出發。他提出的脫歐公投,完全是一個不負責任的選擇,只提概念,當中沒有內容和細節,結果公投贊成脫歐,卡梅倫黯然下台,留下一個殘局。社會出現嚴重分裂,贊成和不贊成的長期保持五五之爭,導致三年多的政治鬥爭,兩黨為選票而僵持不下。在苦無出路之下,就出現了一個約翰遜來打破悶局,不知是喜還是悲。

中國崛起而引發的爭議和不安

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慢慢從脫貧走向小康,本應是全世界都為之鼓舞的一件事,可惜卻出現了兩個問題。首先是中國人口太多,以一個14億人的國家而言,只要當中10%的人富起來,就已經是1億4千萬,超過美國整體人口的40%,當中釋放出來的購買力,可以令許多商品的全球供應出現嚴重失衡。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這一億多人每年出國去不同的地方旅遊購物,就已經對世界各國造成很大的衝擊。我們從社交媒體看見巴黎手袋名店,全部塞滿從大陸來的遊客;著名的景點小鎮由昔日的寧靜悠閒,變成絡繹不絕的巴士旅行團。這種種現象都會對原本生活在當地的人帶來不便,亦逼使當地人改變了生活模式,有負面的評論更認為,當地人只是為了鈔票而忍氣吞聲。

問題的根源不是中國富起來,而是人太多,若然中國只有1,400萬人,而不是14億,這一切一切都不再是問題了。另一個更核心的問題就是,中國的發展並沒有依從西方民主世界所定立的規矩,兩種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做事方法,當中國和西方世界的距離逐漸拉近時,矛盾自然產生。若然單單是文化上的差異,在沒有利益衝突的大前提下,或許雙方都可以互讓互諒,大家仍然可以做朋友互補不足。今天,中國已不再只是製造球鞋、運動服的國家,而是直接衝擊美國的高科技通訊行業,不同的價值觀頓然成為了一種實際威脅。

全球的大趨勢正影響世界各國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今天所見的亂局,只不過是一個開始,鬥爭和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只會令矛盾越來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