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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哲學往往將理性看作是在上帝的神聖啟示下幫助人認識上帝的助手。這個神聖啟示的範圍在宗教改革之後被看作唯獨來自於《聖經》。此前，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阿奎納認為自然也包含着上帝的普遍啟示，但人通過自然的理性無法認識上帝，唯有通過上帝藉着祂聖言賜給我們的特殊啟示才能真正認識祂。因此，堅持正統教義的新教神學家們往往會將路德所提出的新教原則作為一切神學和哲學的基礎：即「唯獨聖經」是至高無上的權威，唯獨靠着恩典因信稱義，以及信徒皆祭司等信念。這些原則同樣也是改革宗(Reformed)背景下的基督教哲學家們所持守的。
相對地，世俗哲學並不這麼看待人類理性。隨着人文主義的興起，非基督教哲學家們漸漸將理性從信仰中分離開來，認為理性是可以自發的，信仰只是加在理性上的偏見，唯有不受信仰支配的理性才是真正客觀且中立的。而理性越是能做到客觀和中立，認識者通過理性獲得的知識也就會越純粹。新教哲學家赫爾曼·杜伊維爾將中世紀之後的哲學理解為一種受人文主義影響的，由自然——自由動機支配的哲學。受這一動機支配的哲學家們將數學與邏輯作為人類理解自然和自我的主要手段，理性主要依靠邏輯和感官經驗來認知，無需依靠《聖經》的權威。因此從基督教的視角來看，世俗化的哲學從根本上來說是由一種背教(Apostate)的動機來支配，其目的不是為了認識上帝。
對於世俗哲學的背教動機，基督教哲學家們往往都是持批判態度的。其中一種批判認為，把理性看作是人類認識的起點會使得人的自我觀念落入虛無之中。當笛卡爾把「我思」這個思想實體(Thinking Substance)作為人類一切認知的起點時，人的自我成為了一種純粹邏輯意義上的存在。然而，「自我(The Self)」不能被單單視為一個道德的、邏輯的或者是歷史的實體，它本身似乎是不能夠被定義的，因為任何對自我的定義都是對人這個體自身的限制，或者說是一個標籤。沒有任何一個基於人類經驗的定義能夠完全精準地涵蓋住自我本身所具有的獨特性，因為我們的自我只有在上帝那裡才能夠找到歸屬。因此，一切哲學思考的起點若是脫離了那位按着自己形象造人的上帝，便不能完全。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基督教哲學家們看到了為非基督教哲學家們所否認的哲學思想背後根植的宗教動機(Religious Motive)。這種動機要麼是朝向上帝的，要麼是偏離上帝的。基督教哲學通過對哲學思想佯裝的自發性(The pretended autonomy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的批判指出了當代哲學所面臨的問題，這個問題只有在將背教的動機轉換為一種唯獨依靠《聖經》的動機後才能夠得到解決。以上就是改革宗背景下的基督教哲學對理性和信仰的基本看法，他們通過對世俗哲學的批判來推進基督教哲學與世俗哲學的對話，並深望上帝可以藉着這樣的對話來促進人們對祂真理的認知。
